【编者按】

五十年春风化雨，中欧从相识到相知，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合作之路。“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这段跨越山海与制度差异的关系，如今已不仅是一份经贸数据的增长图谱，更是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之间思想互鉴、理念交汇的深层对话。

在中欧建交50周年之际，澎湃新闻推出《再遇见——中欧建交50周年特别策划》，其中邀请数十位来自中国与欧洲各国及欧盟机构的各界代表性人物，通过他们的亲历、记忆与洞见，讲述这段关系如何影响着个体、社会乃至世界的走向。我们努力呈现一幅更加立体的中欧人文关系图景，也倾听他们对中欧未来的真诚期待。

这一次，我们对话的人物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教授。

“中欧关系早已超越简单的双边范畴，成为全球稳定支柱。”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教授表示。自1998年加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以来，除了被外派至中国驻牙买加使馆和中国驻孟买领事馆的几年，他的工作与学术研究领域始终与欧洲密切相连。

崔洪建，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在崔洪建的办公室里，书柜里满满当当都是与欧洲和国际关系有关的书籍。尽管已经跟欧洲打了20多年的交道，但在崔洪建看来，欧洲仍然有令人着迷的地方，“尽管有些人老是讨论说欧洲的影响力在下降，但我觉得欧洲还是有潜力的。”与此同时，对已经走到“知天命”之际的中欧关系，他也认为，中欧在保持好目前双边关系中的“存量”的同时，也要积极拓展更多更新的内容，“要形成一个立体的生态。”

“荷兰著名画家伦勃朗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崔洪建表示，“他说，‘历史就像一幅四格画。’什么意思呢？就是历史最好要聚焦到光明（的一面）。”崔洪建指出，在中欧关系上，双方也应该努力做到这一点，要形成积极的相互认知，要强调双方合作的积极作用，要避免让差异性成为所谓的竞争性甚至对抗性。

对欧洲研究的兴趣“来自复杂性带来的挑战性”

“说起来有一定的偶然性。”在被问到当初为何选择欧洲和中欧关系作为学术生涯的主要领域时，崔洪建笑着对记者说。

1998年，崔洪建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毕业，随后进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我主修的是周边，博士论文也是做的亚太这一块，”崔洪建说，“进入国际所以后，正好欧洲方向当时还没有人，就安排我去研究欧洲方向了。”“说是偶然，但是在开始研究欧洲以后，我才发现，对中国学者来说，无论是研究西方、研究国际关系，欧洲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

在崔洪建看来，这与欧洲在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关系史上的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1648年，当时的欧洲主要大国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成为现代国际关系的奠基石，欧洲也因之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发源地和实践地。“我们现在涉及的很多基本理论知识、基本学术研究问题，比如国际关系史，其实大量讲的就是欧洲史，”崔洪建表示，“欧洲的国际关系是整个世界研究这个学科的主要经验来源，它有非常厚的积淀，无论是对于理论研究还是实际应用，都有很多可以挖掘的地方。”

“所以欧洲的存在度很高，其实（现代国际关系里）很多问题都会回溯到欧洲去。”崔洪建表示，“但同时欧洲又很复杂，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做欧洲研究的时候，一直有个问题是不好对欧洲进行定义和分类。”

崔洪建提到的这个问题，正是上世纪50年代欧洲开启一体化进程以来，欧洲对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提出的“新问题”。“到现在为止，欧洲是区域一体化发展水平最高的地方。”事实上，经历了70多年的一体化进程，欧盟成员国早已将大量本属于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项，比如货币、经济、外交等政策制定的权力，渡让给了布鲁塞尔，“欧盟国家之间主权渡让程度之深、范围之广，都是在朝着整合统一的方向发展的。”崔洪建说。

但另一方面，欧盟成员国至今仍在财务、防务等关键领域“各自为政”。2005年，法国和荷兰先后公投否决了进一步加强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欧盟宪法条约》，更是令欧洲一体化进程严重受挫，法国和德国提出的“简化版宪法”——《里斯本条约》也险些在批准过程中搁浅。“有时候我们也跟欧洲人开玩笑说，你们看上去是在朝着一个整合的、统一的‘欧洲合众国’的方向去变化，但你们似乎又永远达不到终点。”

“一方面欧洲影响力很大，另一方面它也很复杂，它有丰富的研究材料，自身的发展变化又具有世界意义，它会给你带来很多拓展的思考空间，会让你的研究兴趣始终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这可能也是做研究的一种‘自虐’，”他笑着说道，“我觉得我对欧洲研究的兴趣，很大部分来自它的复杂性带来的挑战性。”

中欧合作是“有刚性的”

在谈到如何看待欧洲对中国的定位，以及双方对彼此认知的问题时，崔洪建表示，“客观地说，这些年来欧洲对中国的认识，它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自1975年中欧正式建交以来，欧共体和欧盟对华政策发生过多次变化。1985年，中欧签订《贸易与经济合作协定》，这是迄今为止中欧间唯一的一份法律文件。“那个时候中欧之间主要还是以发展经贸为优先，”崔洪建表示，“中国需要欧洲的资金、技术和经验，欧洲需要中国的市场。”

1995年欧盟委员会发布题为“欧中关系长期政策”的第一份对华政策文件，将对华关系定位为“欧盟对外关系的一块基石”，并将对华“接触”政策确立为欧盟的“长期目标”。2003年，在中国发表首份对欧盟政策文件的同一天，欧盟发表第五份对华政策文件，提出愿与中国在“战略伙伴”框架内开展合作。2006年，欧盟再次发表对华政策文件，确认必须继续与中国接触并发展伙伴关系，同时也期待实力日益上升的中国承担更大国际责任，希望从中国发展中得到更多利益。

“（1995年）欧洲进一步确认了中国是一个可以给它带来长期利益的市场，所以就开始提供长期战略。”崔洪建指出，“我们知道长期战略就不仅仅是贸易方面的政策，它会向其它领域去拓展。”“中国也认为可以与欧洲加强战略合作，双方实现了相向而行。”

但在经历了2008年次贷危机和2010年金融危机、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2015年难民危机之后，欧洲经济发展一度陷入失速。再加上2016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首次当选美国总统，欧洲也意识到自己正面临严峻挑战：一是一体化进程“可能被逆转”，二是欧洲在安全和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变得不确定”。而同一时期，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综合国力迅速提高，崔洪建表示，“欧洲人在面对中国的时候焦虑感越来越强烈。” 2019年，欧盟委员会宣布新的对华战略，即“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三重定位”，中欧间在贸易、产供应链领域、安全领域的诸多矛盾开始频现。

“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一时期开始，中欧间经常会出现分歧，这种分歧有时候甚至还会激烈，甚至还会扩大。”崔洪建说。他举例说，一些欧洲政治精英会在面对民众时渲染一些针对中国的负面情绪。“我觉得，我们也要意识到欧洲这种心态的变化，”他表示，“我们也要开始考虑，如果基于一个负责任的出发点，我们怎么和欧洲方面去重新建立起一种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交往的规则。”

崔洪建强调，在利益层面，中欧间的合作是“有刚性”的，“这不是人为政策改变就可以全部改变的。”他以供应链问题为例表示，尽管过去几年欧盟一直在对华经贸上采取一些“脱钩断链”的措施，但并没有阻止欧洲企业对中国的投资，欧盟也很难应对来自企业界和经济界的反对，“只要双方不做不合常理、不合乎理性的人为破坏的话，中欧在利益层面合作的韧性是很大的。”

“但另一方面，现在中欧都面临变乱交织的国际局面，”崔洪建表示，“也有一些人试图将中欧关系与中俄关系挂钩，制造一种‘中俄关系越好、中欧关系就越差’的二元对立局面，实际上欧盟最近几年也在重新认识世界多极化的局面，也在考虑如何在多级格局下处理与中国的关系。”

“我就跟很多欧洲人说，现在放眼全球，真正能够给世界提供稳定性和确定性，能够给这个世界在发展和安全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的，只有中国和欧洲。”崔洪建表示，“在战略上加强互信，共同改变这个世界将会越来越乱的预期，这是符合中欧共同利益的。”

中欧关系要形成“立体的生态”

7月29日，在澎湃新闻联合中国欧洲研究智库网络（CTNE）共同主办的“再遇见——中欧建交50周年特别策划发布仪式暨研讨会”上，崔洪建表示，“过去50年中欧关系基本以互利为基础，由互利逐步迈向互信；但当前形势下，可能出现需要在解决互利的同时解决互信的情况，甚至从欧方未来政策角度看，需要先解决互信才能推动互利。这种逻辑的显著变化，是我们必须正视并解决的问题。”

6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京集体会见欧盟及成员各国驻华使节。王毅表示，今年是中国同欧盟建交50周年。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作为当今世界两大建设性力量，有责任也有能力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双方要认真梳理中欧关系过去半个世纪的经验启示，明确所肩负的责任、努力方向和共同目标，增进互信，妥处分歧，汇聚合力，推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在今年5月出席一场论坛活动时，崔洪建提出，为了下一个50年，中欧至少要从四个方面实现四个“再次（re）”，即找回初心（reconfirm）、重新塑造相互认知（reshape）、再平衡（rebalance）和重新构造（reconstruct）。他对记者表示，之所以会提出这四个“再次”，是因为当前中欧关系确实有“倒退的风险”。

“欧洲方面先是把伙伴关系拆成三份，前两年内部又有讨论是不是把‘竞争者’和‘对手’放到‘伙伴’前面，”崔洪建表示，“我觉得这就意味着倒退。因为中方始终坚持中欧是合作伙伴这个定位的，如果欧洲坚持认为中方是竞争者和对手定位，那就是一种倒退。”“这就需要双方对彼此定位的‘再确认’。”

崔洪建进一步解释道，“再平衡”更多是一种利益格局上的重塑。他以中欧电动车摩擦为例表示，以前欧洲汽车产业领先中国时，欧洲给中国带来了产业、技术和资金；现在中国在电动车领域领先欧洲时，“中方能不能换个合作方式？就是中方进行技术和资金的投入，然后欧洲来把市场和劳动力作为一个要素来和你合作。”另外，在第三方市场等领域，中欧也可以加强合作。“通过这种合作，实际上也就是在重塑（reconstruct）双方的利益格局。”

“我觉得欧洲很大程度上还是有潜力的，”在崔洪建看来，“只是现在面对一个它既不熟悉、也不太愿意接受的变化，它不得不在心理上、能力上、基础体制上进行多重的适应和调整。”“与中国、美国和俄罗斯等大国不同，欧盟作为一个多国联合的政治实体很难在短期内作出重大调整，中方也要从更长的维度来认识欧洲，不能短期地做一些简单判断和结论。”

自1975年建交以来，中欧关系已经走过了复杂的50年。而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欧关系如何继续行稳致远，也需要“更复杂的思维”。“第一，对中欧现有的格局，双方要加以维护和保持，因为在目前这么复杂的情况下，中欧关系中的‘存量’具有稳定的作用。”崔洪建认为，“第二，要认识到，欧洲的重要性没有下降，中欧关系的战略重要性也在上升；第三，在世界从单极格局向多极化演变的过程中，中欧关系会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双方考虑的因素都很复杂，尤其是欧洲内部的一些利益集团，他们施加影响的方向不一样，欧洲的决策程序也会更复杂，最后作出的结论、反应也会很复杂。”

“要有复杂思维，要有战略定性，要形成一个立体的生态，这就是我们对中欧下一步应该怎么样走采取的一个基本态度。”崔洪建指出。